博弈理论则更倾向于解释中央和地方在事权静态划分基础上的互动过程。
参见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84页。仅当事人在事后补充申请、事后获特定机关协力属于可补正的情形。
第四，还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选择说。[51] 该款规定：任何人之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时，得提起诉讼。[56]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一）受英国影响的国家（地区） 受英国自然公正思想所影响，美国对行政程序瑕疵的研究并不拘泥于法定程序，而是通过解释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来扩大行政程序瑕疵类型之范畴。在判例方面，日本最高法院曾于判决中指出，行政行为程序上的瑕疵明显未影响行为结果的，不构成撤销该行为的原因。
[28] [英]彼得·莱兰、戈登·安东尼：《英国行政法教科书》，杨伟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79] 静态的救济，又可称为立法直接实施的救济，是指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在立法上直接规定有利于相对人之结果的救济。因此，有必要明确监察建议产生及发展之立足点，并在功能定位清晰的基础上，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其纳入法治轨道。
另一种解释路径是：在我国国家监督体系中，主要有人大监督、专责监察和内部自治三个层次，对被监察单位内部监察权的定义应当采取扣除说，即在人大监督权之下，扣除监察机关依法对被监察单位公职人员所享有的监察权之外，其余皆属内部监察权范畴，故而不限于取消资格和调离岗位、降职、免职、罢免等。对于履行社会治安治理职能的检察建议,则应当否定其公权力性质,并退出公权范畴。值得说明的是，将监察建议界定为职权行为之所以合理的关键，在于监察建议能够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而不仅因为它可能触发否定性法律后果。从这个角度上说，为了落实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也为了避免监察法过于简约带来的具体因应性不足，更为了实现一切监察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之目标，赋予监察机关以广义上的立法权，便是制度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监察机关提出监察建议，至少要满足以下三个必要条件： 1.以具体个案的监督、调查结果为前提。
由此可见，监察建议之产生乃是以法治化反腐作为逻辑起点，其初衷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最终实现监察全面覆盖这个政治目标，在此过程中亦隐蕴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个法治愿景。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既然行政监察机关之职能并未全数整合至监察委员会，那么所谓监察委员会可以提出监察建议的十种情形，便因职权依据不充分而难证正当，行政监察建议之既有经验亦仅有参考意义、不得直接照搬。提出任何监察建议都必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得根据道听途说，在尚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提出监察建议，更不能提出没有法律依据的监察建议。[36] 田瑶：《论行政行为的送达》，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
四是内部管理层面，指党派团体或国家机关等单位对其成员违纪行为进行内部惩戒之措施。[11] 参见孙谦：《检察理论研究综述（1979-1989）》，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1.监察机关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3）当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监察法》第3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故而监察全面覆盖的对象仅涉及公职人员，并不关涉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四、监察建议的合理定位 （一）基本定位：立足监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遵循依法监察 一个基本已成为政治和法律上的常识是：由于职权的手段性和公共性，其不得以行使主体作为利益指向。
（1）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提出任何监察建议都必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得闻风纠察。[38] 参见孙笑侠：《西方法谚精选：法，权利和司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44-45页。
这甚至算不上一个美丽的误会，诚如前述，如此规定的后果是危险的：鉴于监察建议之法律效力，如此宽泛的职权边界很可能导致它由监察监督自我膨胀并最终沦为一般监督。从监察建议指向的作用对象来看，其不仅涉及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进行整改，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对当事人的工作、名誉、职务和财产等作出处置。为达表述一致，本文凡提及监察决定或监察建议，均从法律后果层面出发，对应《监察法》第62条所称处理决定和监察建议。（3）为何对整改型监察建议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呢？实际上，正是由于此种监察建议并不直接涉及某个具体的监察对象，容易受到忽略，因此反而更应强调对其之规范。自然公正原则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因此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理由是否正当不得由其作出主体来评判，由此主要有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裁决和提请上级监察机关裁决两种方案，具体取舍还需在多种价值之间取得平衡。⑤接受建议后书面回复落实情况的期限，等等。
尽管被建议单位采纳监察建议并自行作出有关处置，但该决定是经监察机关督促而作出或者经其纠错而纠正的，因此除非纠错型监察建议减轻了处置的程度，否则监察机关应与被建议单位共同承担责任。后者要求，即便尚未立案，至少需有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否则不得提出监察建议。
远期来看，构建更加健全完善的错案追究和纠正机制势在必行。联系各省实践，对此主要采取两种方案：一是事后备案，派驻机构直接提出监察建议并报派出主体备案审查。
尚需说明的是，此处所称内部惩戒建议取狭义，仅指监察机关建议被监察单位作出除政纪处分之外的其他惩戒措施——作此限定，是为了与自主惩戒权相适应。[25]若此，凡有关单位拒不执行问责建议，就会触发《监察法》第62条规定的法律责任。
[12]这三种界定方式，对于监察建议的定性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问题在于，对于监察执法工作人员中少数信仰不坚定者而言，利器在手而如何秉持其应有的自制力，或许是对人心一道不小的考验。另一方面，如果否定监察建议被采纳前的法律效力，就意味着拒不采纳监察建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没有效力基础的，因为被建议单位不可能因不履行一份未生效的文书而承担法律责任。内容摘要：基于监察机关法定职权的监察建议，应当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监察建议作专门研究。
如此亦符合监察机关自身秉持的监察建议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建议，它具有法律效力[14]的定位及期待。（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授权监察机关先行制定此监察法规之追认决定，并注明授权期限（不得超过五年，继续授权需另作决定）。
其次，实际上，监察建议究竟是敲醒警钟的木槌，还是双刃上阵的画戟，一方面要考虑其本身的性质定位，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到底谁来用、怎么用。（二）实体审查：提出监察建议的前提条件 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唯有符合法定的适用条件，监察机关才能提出相应的监察建议。
2.明确提出拒不采纳的理由的期限、方式和对象 被建议单位提出不采纳监察建议的理由的，应当在监察建议书写明的期限内，通过要求的形式（一般为书面形式）向提出监察建议的监察机关反馈有关理由。（3）监察建议是基于法定职权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监察机关非基于法定职权而提出的一般的工作建议，不属于监察建议。
一方面，考虑到检察建议乃是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项措施，对其之恰宜定性应当严格遵循法律文本的规定，故此在修改《人民检察组织法》并明确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及法律后果之前，不宜将其定位为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参见雷磊：《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2）没有法律依据或者适用法律错误，内容明显不当的。[6] 韩成军：《检察建议的本质属性和法律规制》，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我国监察机关作为宪制机关，只要能够始终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监察体制改革并切实落实反腐职责，自然也会始终遵循宪制、维系法治。于此层面而言，尽快通过颁布法律解释或制定监察法规的形式，对提出监察建议的情形进行明确划定，应当是依法监察的应有之义。
这就要求在监察实践中，尤其需要把握好监察建议的价值取向，在惩治腐败行为、构建监察权威与尊重自治规律之间寻求微妙价值平衡。为达致此目标，其第18条第1款规定行政监察机关有执法、廉政和效能3种职能，并开放式列举了5项内容[32]，而第23、24条规定的十类监察建议情形，一方面正是以上述3种职能、5项内容作为它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实现上述职能和内容的有效措施。
1.根据有无派驻机构、派出专员来区分。④被建议单位规定期限内书面回复表示接受监察建议，但规定期限内未履行，且经催告仍未履行的。
